雪缘园体球网:一本好書——《辯護與吶喊》

2019-08-10 11:46:38  來源: 微信“金陵妙音坊”   作者:宮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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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國大陸知名作家劉繼明的最新文集《辯護與吶喊》近期由臺灣秀威出版公司出版。

  該書由張承志題寫書名,孔慶東作序,李敬澤、李云雷連袂推薦,收錄了進入21世紀以來,劉繼明對現實、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及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命題和人物的深入思考,為備受攻擊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實踐進行了莊嚴的辯護,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。

  孔慶東在序中說,“劉繼明是一個王蒙所說的‘學者化的作家’,是一個孔慶東所說的‘講道理的文人’。他有立場,但并不以立場標榜;他有學問,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;他有才華,但更吝于筆下生輝,舌燦蓮花。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、洗凈污痕、凸顯邏輯、昭彰天理。有人說劉繼明是辯護,孔慶東說他是吶喊,而劉繼明自己可能全無這些概念,他不過是微笑著:  舉起了投槍。”

孔慶東基于良知的吶喊

——序劉繼明《辯護與吶喊》

  劉繼明的這本新書,據說原本取名《為中國革命辯護》,我對此不大贊同。

  在我看來,第一,劉繼明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「革命者」;第二,革命也不需要辯護;第三,劉繼明的這些聲音,仔細辨聽,其實不過是基于良知的吶喊。

  不論儒家意義上的「順天應人」的傳統革命,還是近世以來西方revolution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,其泥沙俱下的滾滾洪流之中,必然存在許多可以指摘和抨擊之處。正如魯迅教訓一大票革命作家時所說:「革命是痛苦,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,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,那般完美」。革命者往往偏取了魯迅的另外半句話,說革命畢竟「有嬰孩」。然而魯迅的話是應該全面理解的,有嬰孩就好好愛護嬰孩,但污穢和血,也要正視。特別是當革命時代遠去,成為一塊「飄逝的花頭巾」,檢討革命過程中的錯誤,盤點革命所帶來的痛苦,不僅是反革命額手稱慶的快事,也應該是革命者痛心疾首的良藥??桃餉闌錈?,其實正是幫了革命的倒忙,即使是發自真心的辯護,有時候也容易與「護短」界限不清,結果反而成了「低級紅」與「高級黑」。

 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,造*反固然有理,可不等于任何造*反都有理,也不等于造*反的每個細節都有理。真正需要辯護的,不是那些造*反中的血污,而是那些血污中的嬰孩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,我看到了劉繼明的姿態跟眾多「低級紅」樂隊的截然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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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,受碩士導師錢理群等先生的影響,我很注意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。在我看來,中國始自鴉片戰爭的一系列「近代衰敗」,與知識界喪失了王陽明所倡導的「致良知」,具有密切的關系。魯迅在成為「魯迅」之前的「周樹人」階段,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孤獨的吶喊。王陽明認為天地之心「只是一個靈明」,魯迅在《文化偏至論》中大聲疾呼「掊物質而張靈明」。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,從這個角度考察,亦可謂「改造國民靈魂」的吶喊史。而國民良知的重建,則是伴隨著辛亥革命、文學革命、北伐革命、土地革命等一部近現代革命史,逐步顯現端倪但同時又不斷「云霞明滅」的。在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,從魯迅、郭沫若,到丁玲、姚雪垠,再到魏巍、浩然、陳映真……都為中國人民的良知重建,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閘門。這些名家不論是偉人還是俗人,自然都有其可資議論質疑乃至批評調侃之所在,這也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理所固然。但是,由于良知不滅則中國不亡的政治邏輯,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,一個接一個地被潑滿血污,遭受到布魯諾、伽利略的厄運。而那些污蔑與構陷,其手法之卑劣、邏輯之荒謬,已足為時代良知再次趨向泯滅之明證。劉繼明由一個「文化關懷」的小說家,自我擴展為一個「喚醒良知」的吶喊者,不過是對此觀察清晰之后,力挽狂瀾而不能的杜鵑一鳴爾。

  我跟劉繼明無甚交往,對他的了解,一是來自他自己的文字,二是來自東看西看的對他的贊揚和批評。梳理這些文字之后,劉繼明浮出水面的形象,是一個王蒙所說的「學者化的作家」,是一個孔慶東所說的「講道理的文人」。他有立場,但并不以立場標榜;他有學問,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;他有才華,但更吝于筆下生輝,舌粲蓮花。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、洗凈污痕、凸顯邏輯、昭彰天理。劉繼明的言說方式,不大象一個獲得多項文學獎的小說家,而更像一個語文老師——雖然講課娓娓道來,自成一派,但能不能hold住自己班上的學生,還是個未知數也。

  其實孔子也hold不住三千弟子,王陽明的心學也很快門庭冷落,魯迅散落在大地上的投槍,則被搜集起來,去其鋒、鈍其刃,逢五逢十祭拜一下。因此,就不斷需要有人走進無物之陣,去面對那些威風凜凜的旗幟:慈善家,學者,文士,長者,青年,雅人,君子……

  有人說劉繼明是辯護,孔慶東說他是吶喊,而劉繼明自己可能全無這些概念,他不過是微笑著:

  舉起了投槍。

  2019年4月15日

《辯護與吶喊》后記

劉繼明

 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,皆為新世紀以來我發表的評論、隨筆、演講、訪談和對談,其中,《為中國革命辯護——讀曹征路〈重訪革命史〉》、《毀譽褒貶郭沫若》、《被「極左」的姚雪垠》、《我們怎樣理解浩然》、《革命者魏巍》、《七十歲知青,或「人民的修辭」——張承志讀札》諸篇,是近兩年我寫作的「革命后的革命——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」系列的主要篇章,因涉及到對長期被污名化的20世紀中國革命的思考和辨析,原來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題目為書名的,出版時才改為現在這個書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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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顧我三十多年的寫作歷程,前半段基本上屬于「純文學」,后半段(2000年后)則漸漸逸出純文學寫作,向思想文化及社會問題延伸,評論和隨筆的寫作漸漸占據了重要的位置;無論在物理還是心理上,我同主流文壇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,這顯然與我的價值立場和寫作趨向密切相關,是一個「互相拒絕」的必然過程。我不僅沒有絲毫失落,反而有一種解脫之感。我這種心情,對于某些在體制內樂此不疲地爭名逐利,離開權位和厚賞就不知所從的人,肯定會覺得無法理喻。

  1990年代中后期,當我的生活處于最低谷時,曾經在一篇隨筆中強調過生活的意義和寫作的意義的重要性。對我來說,生活如果降低為茍且偷生,寫作如果降低為牟取名利,失卻了超越其上的意義,我寧愿放棄寫作和生活。

  現在,我再次感到了意義和信仰的重要性。

  人如果沒有意義地活著,與畜類無異。比意義更高層次的是信仰。為了信仰而活著或死去,或承受孤獨、磨難與痛苦,對一個找到并堅守自己信仰的人來說,是一種光榮,而非恥辱。正是基于這種認知,我以一種「看似偶然」的方式,同那個正在加速腐敗和墮落的文壇「圈子」進行了徹底的決裂。

  想到從此以后我將擺脫體制羈絆,開始一種真正自由的寫作和生活,我就像一條在污水溝里待的太久的魚兒終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樣,感到無比的輕松。

  感謝章張承志先生為本書題寫書名,感謝孔慶東先生慨然作序。感謝臺灣作家藍博洲先生,沒有他的熱情推薦,這本書不可能如此短時間在臺灣出版。

  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,沒有你們的陪伴,我也許會承受更多的艱雖。

  也感謝那些以各種方式關心和支持我的人們。

  2019年5月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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